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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袭，难易是不同的。少康功德虽然美好，仍然是中兴之君，和汉世祖（光武帝刘秀）相提并论是可以的。至于说汉高祖，臣等认为他优于少康。”[
曹髦说：“自古以来的帝王，功绩、德业、言论、行为，各有优劣短长，不一定创业之君都优秀、继任者全低劣。汤、武、高祖虽都是受命于天，贤圣之不同，我感到十分悬殊。少康和殷高宗（武丁）中兴的美好，夏启和周成王守文之兴盛，评定美德比较实绩，放到汉高祖那里去对照，我看到前者之长而未闻前者之短；只是前后两者遇到的时代不同，所以后人评定的功名殊异罢了。少康在国家灭亡后出生，身份降低为诸侯的奴隶，跋涉奔波四处逃难，仅仅保全了自己，（但之后）能够布施德行大用谋略，最终灭浇于过、灭豷于戈，成功恢复了大禹的功业，祭祀夏祖并在祭天时以祖先配祭，不丧失旧物，不是极大的美德极广的仁义，岂能建立这样的功勋？汉高祖趁着秦朝土崩瓦解的态势，倚仗一时的权术，单纯凭借智谋和武力来成就功业，一举一动，大多违反了圣人的法度；作为人家的儿子却多次使父亲处于危险中，作为君主却将贤明的宰相囚禁，作为父亲却不能保护好自己的儿子；去世之后，国家几乎灭亡。他如果和少康互换所处的时代，也许不能复兴大禹的功业。由此说开去，应该以夏少康为高而认为刘邦位居其下。各位爱卿细细讨论一下。”
第二天是丁巳日，课业已经讲授完毕，荀顗、袁亮等人说：“上古三代封邦建国，分裂国土来治国，到它们衰败的时候，没有土崩瓦解的态势，可以用道德怀柔天下，不能用武力征服天下。等到战国，弱肉强食，远离道德专凭智谋武力，所以秦衰颓时可以用武力争天下。少康布施德行，是仁者中的英杰；高祖凭借武力，是智者中的豪杰。仁与智不同，两位君主自然大相径庭。《诗经》《书经》中述说殷中宗和殷高宗，都列于大雅；少康功绩美行超过了二宗，列在大雅是明确的。少康更优秀，应当像您说的那样。”
崔赞、钟毓、虞松等人议论道：“少康虽然积累了仁德，但向上承蒙了大禹遗留下的恩泽和幸福，在内有虞、仍的援助，在外有靡、艾的帮助。寒浞邪恶，不对百姓施行德政，浇、豷没有亲近之人，外部内部都抛弃了他们。因此少康拥有了国家，是有可供凭借的条件的。至于说汉高祖，从布衣百姓间兴起，率领乌合之众，来成就了帝王的功业。评定德行那么少康更优秀，考核功绩那么汉高祖更胜一筹，说凭借的本钱那么少康处境较易，比较时代那么汉高祖更难。”
曹髦说：“诸位爱卿评论说少康凭借已有的本钱，高祖则从无到有进行创造，的确如此。但各位不知道上古三代，凭借仁德勋业成事是那样艰难；秦项之际，凭借武力成就功业成就功业是那样容易。况且最上等是立德，其次才是立功，汉高祖功劳高，但比不上少康的盛德普照。况且仁者一定有勇气，诛杀暴君必须动用武力，少康武功的辉煌，难道一定不如汉高祖吗？只是夏代古书散佚，旧时的文字缺失，所以丰功伟绩缺失无载，只有伍员粗略陈述了大概情况，他说恢复夏禹的功绩，不丧失旧物，效法祖先圣业，旧时的好章程不弄错，不是有才有德的全才，谁能和他相提并论？假使让三坟五典都留下来，少康的行为详细记载下来，难道还会有异议吗？”
说到这，大臣们都心服口服。中书令虞松上前说：“少康的事，离当代很久远了，相关古文无人了解，因此从古至今，评论家们没有谈到的，嘉言懿德隐没不见。您既然用心以古为鉴，贯通古今，又说出善言，赞扬凸显少康的杰出，使他的光彩在历史长河中闪耀，应该记下您的话成为文章，永远垂范后人。”
曹髦说：“我学识不广博，了解得浅薄狭隘，害怕自己说得不对；纵使有值得采纳的地方、料事能与实际相符，仍不值得重视。加以记载，只怕会在后世贤达中招来笑话，显出我的愚笨吧！”因此侍郎钟会退下后才评定编次记载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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